《山海经》成书之迷

——摘自流波《山海经——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经象奇书》

《山海经》的构成和上古文化走向大统的现实密切相关。从今天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古印度、西亚、北非还是美洲印弟安文明，都是上古中华人种中华文明流向的开花结果，是中华大统文明。通过对各地方各区域各方国之图腾、山神崇拜祭祀的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巫傩文明文化的统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负责开展大规模的国家古籍图书整理工作，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称，他是根据32篇的《山海经》版本校定为18篇的《山海经》的，并指出《山海经》出于唐虞（尧舜）时期，“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①认其作者是夏禹和伯益。这就说明，刘歆在整理《山海经》时，是依据一本有32篇的《山海经》古本做蓝本的，这个古本是什么时候的呢？据刘歆当时的口吻，他认定是唐虞时期的产物，而且从帝禹治理洪水踏遍华夏山川，伯益又恰似今天的国土资源部长来推测编者是此二人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地方风物传说选（二）·大禹取<水经>》记载大禹在太湖地区治水时，在林屋洞里获得名为《水经》的书三卷，一卷为河道图，一卷为山脉图，一卷悉为弯曲难识之古文。如果这个记录为确，这显然是类似于《山海经》的《水经》古本。司马迁与汉武帝在黄河源头上的分歧明显，《史记·大宛列传》：“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名昆仑云。”司马迁对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名昆仑”的断语很不以为然，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自断语：“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这种对《山海经》不以为然的心态已溢之言表，同时也表明司马迁因没读懂《山海经》“怪物”——图腾的内涵，更加怀疑《禹本纪》、《山海经》等先秦史书的真实性，带着个人的某些历史偏见和恩怨意气于历史写作，竟使我央央三皇五帝真史成为神话传说，太史公之悲实乃中华太史之悲耶！

西方人在寻找雅利安人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上古时代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叫诺斯特拉特语或雅利安语或印欧语，也就是早期汉语雅言，再发展为中夏语，其源头是长江流域农耕水稻先民语言——糯语。《山海经》做为糯民的全球开拓史，也必然是一部糯语口头传承或糯语言文字的记录史，就如盘古、女娲、伏羲传说虽然在中华大地遍布传诵，其根菘始却始终在长江流域一个道理，《山海经》的根也深深扎根在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以此为起点，遍布全球。这也是为什么《山海经》的语言风格多多与荆楚、巴蜀、南越并印度半岛、地中海沿岸相通的缘由。《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清初毕沅考证：楚人称“播种”为“播琴”。《西次二经》曰：“女床之山，其阴多石涅”。郭璞认为“即矾石也；楚人名为涅石。”，“涅石”、“石涅”，都是“矾石”的楚名。老子、庄子、屈原等荆楚文明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内容，多与《山海经》暗合，楚蜀之地的古漆器和帛绵等工艺品上的神话母题，亦同于《山海经》神话，如长沙子弹库的升天扶桑图、三星堆出土的铜铸扶桑树等，这也可证《山海经》做为中华文明并世界文明发展史记录的准确无误，映射出长江流域中华并世界文明发祥发展史的递进。自黄帝入主中央帝后，历代黄帝及后裔们努力的去经营黄河文明，对伏羲神糯炎帝文明的主体地位进行撼动，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从生产力的角度讲是经过了几千年，直到“三代”的商朝，长江流域的青铜器发展内质上还是不差于黄河流域，当然，政治上长江流域自末代炎帝和蚩尤的反击后基本失去大势力，各大部落多向海外迁移，同时逐步涣散成了众多大小的民族。1942年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神话，是伏羲女娲创世神话，伏羲女娲生四子，成为代表四时的神，他们用阴阳参化法则开辟了大地。篇中对炎帝、祝融、共工作了正面歌颂，这显然有别于中原黄帝势力对长江流域人文领袖极尽贬曲之能事，将其兽类化是完全相反的。更为突显的是长沙楚帛书神话并没有提到黄帝与颛顼，这确实是难解之谜。笔者认为：其一，长沙子弹库帛书神话记述的是伏羲女娲神话，而黄帝颛顼是几千年后的历史，这种记录正是反映了历史史实；其二，篇中有不少对炎帝、祝融、共工等长江流域伏羲女娲后的首领的歌颂，而没有对后来天下共主黄帝并后来非常有作为的孙字辈颛顼（又2000多年后成为西方的上帝耶稣）的歌颂，一方面是记录所反映的历史年代距黄帝时代还太早，当然就没有黄帝及以后的人物，其二是创造者历史观刻意不予记录，总之都说明了记录本身确确实实的历史本色。《山海经》中有 “胥”、“牺”、“娲”、“羲”等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完全与众多长江流域方言相吻合，是伏羲、女娲、神糯时代的语言遗迹。事实上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相对最大的势力，占据了近半壁江山。就是秦始皇统一后，还有“亡秦必楚”一说。

到了近代，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说法一时蔚为大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认为《山海经》作者可能是印度人或伊朗人，卫聚贤在《古史研究》一书中考证《山海经》作者为印度人隋巢子。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希腊人、美洲人撰写的。究其原因，《山海经》涉猎广泛，地域遍布全球，世界许多国家民族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学者王红旗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周王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老子辞周退隐之谜、《山海经》编辑者之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山海经》成书定型的迷团。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周王室因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周王室庶长子王子朝因不满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将其驱逐出王城（今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 516年，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不敌遂携周室典籍投奔楚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世袭贵族、王室成员，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大思想家老聃（老子）极有可能同行。

然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也在继位问题上面临动荡。如此，王子朝一行并没有直奔楚国都城，而是在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一带滞留观望。这样，周王室因内乱没记录下这些礼器典籍的下落，而楚国没有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自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官方的历史上就此神秘失踪。而流落于民间的王子朝则将礼器典籍藏匿于深山，将有关地理文献资料整理汇编修补于《山海经》中，散布民间，形成后来刘歆依据的32篇《山海经》蓝本，或曰东周本或曰春秋战国本。当然，前面已经述叙，《山海经》是糯民在世界各地漫长的岁月开拓的历史地理口头传说，无论是印度、地中海沿岸的西亚中东、东非北非、希腊罗马还是美洲澳洲文明，大都是糯民的直接创造，所以才有研究者说可能是印度人、伊朗人、希腊人等等著作的理由。有学者认为《山海经》较早版本当为巴蜀图语文字，后来由定居巴蜀的楚国贵族后裔，使用汉语的前身――“雅言”翻译、编写，成为中夏语言体系的《山海经》，最终才成为中国唯一的一部远古神话的历史地理书，这有一定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庄子》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原来尽得《山海经》之“荒诞”；屈原《天问》等骚赋篇章中才有大量与《山海经》相同的奇情瑰景。这也是《山海经》为什么独与楚辞相通，与印度、西亚、北非相联的缘由，因为《山海经》就是中上古糯民开拓海内外的真实记录。

《皇览》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氏自谓子朝后也。”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确可能在上述地区。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05年，显然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王子朝因拒交档案典籍被杀，老子也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只好西出函谷，留下五千言《道德经》辞隐而去。

总之，《山海经》这样一部古老的历史地理著作，年代跨近八千年，地域跨五大洲四大洋，当然不可能出自某一个人之手，是经过多少代人文始祖编辑传承增补而成。它起初形成于以中华为主体的海内外不同时代的不同区域和方国，形式上或口碑传承、或结绳纪事、或实物地图、或泥版图书、或竹简木简逐步形成保持古糯语形态的文字版本，如，巴蜀图语版本等，再经楚人用“雅语”编译整理的基础上于夏禹时代有了一次大的编辑整合，形成初本，或谓夏禹本。刘歆所据的32篇的《山海经》版本又可能是周代王室王子朝等在夏禹版（初本）基础上编辑修补而成的东周本或谓春秋战国本。后来保存下来的《山海经》其实是《山海图》的文字说明，才有这样的语言记述形式。《山海图》曾被铸在九鼎上，由于九鼎失踪，《山海图》大部可能失传。此后，《山海图》散布民间的部分内容可能被重新绘制于楚先王及其公卿的庙堂及汉宫室的建筑上。晋代学者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注《山海经》，陶潜写“流观山海图”诗。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宋代画家舒雅先后绘有山海经图十卷，又均失传。宋代欧阳修有《读山海经图》诗，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汪绂的《山海经存》各绘有数百幅插图，但仅有怪兽人神形象，而无了山川秀景了。

《尚书序》在阐述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时提及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正是“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为《五典》，正是 “五帝”；八卦学说谓之《八索》，显然与易经有关；《九丘》则是九州方志，丘、墟就是坛，祭坛，一方国一部族的祭祖建筑标志。《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故其在整理古籍时， “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剪裁了他认为不合适的许多上古档案史料，如《九丘》一书从此不再见于正史②，这对我们今天挖掘研究上古历史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从太史公司马迁后来书写中华历史的思路看，与武帝恩怨是一回事，受孔丘史观影响也不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图书或结绳纪事、或实物地图、或泥版、或竹简木简，反映了上古以中华为主体的人类文字书面的发展进步。泥版图书在中华本土丢失较早，而在后来的埃用、两河流域保存得较好。“丘”有点像今天的沙盘模型，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今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太平洋海岛的原始部落诸中华同种同胞都保存了使用模型地图来表示山丘、河套、海岛、海港等地形的习俗技巧。我国曹魏时期出土的著名“河书洛图”③是最早的天文数学模型图，其与《周易》有极深的渊缘。

明代学者陈耀文在《天中记》卷七引《元命苞》称：“神农氏，怪义生白阜，图地形脉道。”注曰：“怪义，白阜母名。白阜为神农图画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壅塞也。”这个注解值得商榷。这里并不是说“怪义”生了“白阜”，“怪义”成了“白阜”之母名了。笔者理解“怪义”，应当为“不同寻常的思路或想法”，句子连起来的意思是神农氏以不同寻常的思路制作了“白阜”——可能是白色沙丘，类似于今天军事上作战的沙盘模型，便于将山川河道地形槽绘于上。如果这个记录信史可靠的话，说明神农时代就有了绘制山川地理的工作。《古三坟·地皇轩辕氏政典》曰：“太常，北正。尔居田制，民事尔训。尔均百工，惟良。山川尔图，尔惟勤恭哉。”这也说明，到轩辕黄帝时代，绘制山川地理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了。而《轩辕本纪》还记有神兽白泽的故事：“（黄）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这个故事就俨然是一部古《山海经》的诞生记了。
《山海经》的作者之所以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巴蜀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 “中原人士”之说或谓周人、或谓齐人、或谓楚人；“海外人士”或说古印度人或说埃及人或说巴比伦人等等，其实，这里的无论是古印度人、埃及人还是巴比伦人都是中华人。《山海经》的海内外创作过程也正折射出上古以中华为本流变全球的跨时度跨地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同时也是古印度、埃及、两河流域文明就是上古中华人种文明向西开拓生花结果的印证。